2000年年初的北京，老罗在国家安全部某处一间没有任何标识的会议室里，见到了其他十几张面孔。有的熟悉，是其他科室打过照面的同事；有的完全陌生，但气质相近，都是那种扔进人海就找不出来、眼神却透着干练与警惕的类型。没有寒暄，没有多余的介绍，一位他们都不认识的、约莫三十多岁、神色冷峻的女性走了进来。她自称陆玉蓉，将是这个新成立工作组的直属领导。

任务指令简洁：全体人员即日起分批南下，前往深圳，以各种伪装身份潜伏下来，长期监视并保护一个名叫云牧的幼儿及其养父母张建军、苏萍。孩子当时大约一岁多。陆玉蓉特别强调，这是可能持续十年以上的长期任务，保密等级为最高级，所有行动细节、观察记录只向她一人汇报，严禁与工作组外任何人员——包括部里其他同事——谈论任务内容。至于为什么保护这个孩子，他是什么人，陆玉蓉只字未提。

没人开口询问。干这行久了都明白，不该你知道的，问也白问，反而可能惹上麻烦。但老罗心里还是掂量了一下：为一个普通幼儿（当时看来）投入一个十几人的专职小组，而且陆玉蓉透露的年度经费预算，足够养活两倍于此的人手还绰绰有余。这本身就说明了任务的分量，这孩子绝不普通。

紧接着，陆玉蓉下达了一条在后来岁月里让老罗反复琢磨的特殊禁令：“所有工作通讯，必须使用指定加密电话或纯文字加密信息。严禁——我重复一遍，严禁——以任何形式传递目标，即云牧本人的图像资料。照片、视频、素描，一概不许。发现即视为严重违纪。” 她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不能传递保护目标的影像？这要求确实古怪。通常情况下，确认目标长相是最基本的环节。但老罗也只是瞬间的诧异，随即就接受了。干他们这行，奇怪甚至看似毫无道理的命令多了去了，背后往往牵扯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复杂考量或更高层面的秘密。命令就是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他们这群人，早就习惯了在迷雾中行走，照亮脚下的只有手电筒光圈那么大的一点范围，光圈之外是什么，不必知道，也不能知道。

就这样，老罗和他的同事们，带着丰足的经费、长期的准备、一条古怪的禁令和满腹的疑问，悄然潜入深圳，像水滴融入大海，开始了一场为期十余年、围绕着一个孩子展开的静默守望。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看似平静的开端，将把他们引向一个彻底颠覆认知的诡异世界。

凭借上级周密高效的安排，工作组所有成员很快在云牧一家居住的那个深圳顶级高档社区里，找到了各自的位置。老罗化名罗保国，成了社区物业公司新招聘的保安班长，负责白班巡逻和监控室轮值。这个身份让他能合法且相对自然地观察小区内的人员车辆往来，也能通过同事闲聊和业主登记信息，迅速摸清了目标家庭的基本情况。

目标的情况在小区里几乎不算秘密，甚至带点街谈巷议的传奇色彩。张建军、苏萍夫妇，原是从东北下岗南下的普通打工者，曾蜗居出租屋，靠给城中村孩子补习勉强维生。转折点在1999年，一个自称“云娟”的神秘女人出现，将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云牧托付给他们，并留下了一笔数额惊人的巨款。依靠这笔钱，张氏夫妇不仅在这个均价骇人的小区全款购置了豪宅，还顺手买下了附近几处前景看好的商铺，靠租金就过上了优渥闲适的生活，彻底实现了阶层跃升。

这个故事本身就充满了可供咀嚼的细节。那个“云娟”显然能量非凡。而他们奉命保护的孩子云牧，其身份背景的敏感程度可想而知。不过，对于老罗和他的同事们而言，探究背后的隐秘并非首要任务。他们按照预案迅速铺开工作：有人伪装成业主或租客，近距离潜伏在张家周围，防范可能发生的暴力侵害或绑架；有人负责外围监控，盯紧小区出入口、周边制高点，排查可疑人员与车辆；还有专人负责技术防范，理论上涵盖了投毒、爆炸乃至远程狙击等各种极端手段。整个工作组如临大敌，神经紧绷，二十四小时轮班，眼睛死死盯着那栋看似平静的别墅，等待着预料中必然会出现的“腥风血雨”。

他们不清楚云牧究竟是谁，但国安部为一个孩子设立长期专项工作组，这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等级。相应的，潜在的敌对势力也绝不会是寻常角色。最初几个月，每个人都高度紧张，设想着各种突发状况的处置方案。

然而，时间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预料中的袭击、绑架、暗杀……什么都没有发生。张家三口的生活平静得令人诧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势力试图对他们不利。张氏夫妇遭遇过几次不算高明的商业骗局或投资陷阱，要么自己识破，要么被暗中关注的工作组稍稍施加影响便化解于无形。政治层面的威胁毫无踪影。

这种反常的平静让工作组内部渐渐滋生了一种微妙情绪。闲暇时（他们的闲暇时间随着警惕心的逐步放松而多了起来），难免会议论。云牧的亲生父母到底是什么人？这问题像只小猫，不时挠着大家的好奇心。按照纪律，他们不该打听，但私下闲聊的边界总是模糊的。他们的猜测，和小区里其他议论的居民并无本质不同：无非是某位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有了不容于世的私生子，生母不得不忍痛割舍，用巨额财富换取孩子的平安与平凡。

甚至，一种带着点自嘲和不满的推测开始在组内流传：也许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敌人，这就是某位大佬在以权谋私，动用国家资源，给自己流落在外的血脉安排了一支免费的、顶级的终身保镖队。他们这些专业人士，成了守护“太子爷”的御林军。

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合理，能解释为什么投入这么大力量却无事发生——因为可能压根就没有实质性的外部威胁。但它也有难以自洽的地方：如果仅仅是为了保护私生子，何必动用他们这个系统、这个层级的力量？又为何要下达“严禁传递图像”那样古怪的禁令？有些细节，像暗礁一样藏在水面下，让这个看似完美的推测，始终显得有点摇晃。但无论如何，在日复一日近乎“无所事事”的监视中，这种略带抱怨和荒诞感的猜想，成了工作组内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认氛围。他们依旧尽职地值守，记录，报告，但最初那种如箭在弦的紧张感，已逐渐被一种漫长、单调、甚至有些困惑的日常所取代。真正的风暴，还远在地平线之下，无人察觉。

为确保对目标家庭的绝对掌控，工作组在绝对隐秘的前提下，对云牧家的宅邸进行了“深度处理”。微型窃听器被巧妙地安置在客厅、主卧、书房甚至厨房的多个关键位置；张氏夫妇使用的电脑、手机以及家庭网络的路由器，也都悄然植入了监控木马。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工作组对张家每日的起居对话、财务状况、社交往来乃至网络浏览记录，都如观掌纹。

正是这种无孔不入的监控，让他们在2000年9月，发现了一件令所有知情者脊背发凉的事。

那天上午，监听器里传来张建军有些变调的惊呼和苏萍压抑的抽气声。根据声音定位和对话内容，他们很快判断出：在张家夫妇的卧室、一个装有百万现金的手提箱，如同凭空出现般，被张氏夫妇发现了。箱内附有一封用普通A4纸打印、署名“云娟”的信件。信件内容除了例行感谢张氏夫妇对云牧的悉心照料，还“附赠”了一份详尽的股票代码清单，并明确预言这些股票将在接下来的10月大幅上涨。

工作组的反应比张氏夫妇更为惊愕，甚至可以说骇然。因为他们百分百确定，在箱子被发现前的至少72小时内，没有任何外人——包括他们自己布置的监控人员——进入过那栋房子。张氏夫妇没有异常访客，所有门窗的传感器记录显示正常，连一只猫狗都没溜进去过。

这个手提箱，就像是被某个无视物理规律的幽灵，直接放置在了那个房间里。

整个工作组瞬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同时又感到一股荒谬的寒意。他们调取了小区所有可能拍到张家外围的监控录像（包括他们自己秘密设置的几个角度），一帧一帧反复查看，没有发现任何携带类似箱体的可疑人物进入。他们以物业检修、走访登记等名义，盘问了当天在小区内活动过的所有业主、访客、快递员、环卫工，结果一无所获。那箱子仿佛是从另一个维度直接进张家的。

这个事件彻底动摇了工作组此前那个“以权谋私保镖论”的猜测。哪个权贵能用这种神鬼莫测的方式送钱递消息？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所理解的情报手段或特工技术的范畴。一股难以言喻的诡异感，开始在这群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心中弥漫开来。他们依旧严密监视着，但监视的目标，似乎不再仅仅是可能来自“凡人”的威胁，而是某种他们无法定义、无法理解的存在所留下的、令人不安的痕迹。

然而，更令工作组震撼的事件，发生在第二年，2001年。彼时，超能力者的存在仍是全球各国政府拼命掩盖的最高机密，即便老罗身处国安部，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正是这一年，他们比绝大多数国家机构更早、更直接地窥见了那个隐秘世界的恐怖一角。

2001年5月20日，那个幽灵般的手提箱再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云牧家中，依旧是一百万现金。但箱内信件的内容，让监听的工作组成员瞬间警觉。信中，“云娟”警告张氏夫妇，立即抛售所有美股资产，因为“今年六月将有大事发生，美股将遭受比1929年更可怕的暴跌”，并特别提醒“事后任何试图抄底的中国人，资产都将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等借口公然没收洗劫”。信中没有解释暴跌的缘由，只给出了冰冷的时间预警。

工作组立即将这一情报以最高优先级上报。内部充满了疑虑与不安，但信中所提及的预警性质过于具体和严重，令人无法完全忽视。然而，还没等上级对此做出进一步研判，预言便以远超任何人想象的、地狱般的姿态应验了。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6月1日清晨，噩梦开场。美国总统小布什被发现插在白宫的旗杆顶端；正在国会大厦内开会的全体议员，被一个神秘人士以不可思议的力量碾成了字面意义上的“肉酱”，唯有头颅完好，滚落一地。这仅仅是序曲。

接下来的两个多星期，美国全境如同坠入深渊。6月2日，五角大楼内所有人员，在几分钟内被斩首。3日，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全体职员突然发狂，徒手挖出自己的眼珠，随后像丧失理智的野兽般互相撕咬致死。4日，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及其全家在美寓所中被发现，已遭酷刑，被做成了人彘。5日，上百名华尔街巨头在各自办公室或家中被活生生剥皮。6日，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所有人员突然变异成面目狰狞、嗜血狂暴、普通枪弹难以杀伤的怪物，冲出基地猎食平民……

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人类理解极限的恐怖戏码在美国上演。更令人恐惧的是，这个神秘的存在在“表演”时，总会“顺手”摧毁附近的美军陆基导弹发射井、核武器储存库等战略设施。它显然对这些绝密地点了如指掌，其背后蕴含的情报能力与周密的策划，让所有知情者感到窒息。

6月16日，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与惨重损失后，美军在时任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突然统辖下（她如何突然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至今都是一个谜），展开了疯狂反击。毫不顾忌平民伤亡、城市损毁乃至国际影响，美军像丢鞭炮一样，向任何疑似目标出现的区域倾泻海量炮火、导弹，甚至动用了战术核武器。外界对这场“战争”的详情知之甚少，但结果是，那个神秘的存在在6月21日之后，停止了活动，彻底消失。

然而，余波未平。一个多月后的华盛顿烛光悼念活动上，突然爆发了恐怖的“僵尸瘟疫”，人群相互撕咬，感染者几分钟内异变，恐慌以指数级速度蔓延。但不到24小时，瘟疫又奇迹般自行消退，“僵尸”们恢复神智，体内仅检出普通狂犬病毒，根本无法解释此前那炼狱般的景象。

事后，美国政府将一切归咎于“恐怖分子”，矛头直指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的本•拉登，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没有任何传统恐怖组织有能力逼迫美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如此不计代价、不惜使用核武器进行清剿。

这一系列事件，通过特殊渠道传回工作组。所有人在极度的震撼与恐惧中，几乎瞬间得出了同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2001年夏天在美国掀起血雨腥风、逼得美军动用核武才勉强“逼退”的那个未知的、恐怖的存在，绝对与每年给云牧家送钱送信的“云娟”，脱不了干系。

几乎又过了一年，工作组才通过有限的内部情报共享渠道，获准知晓了关于2001年夏天那场灾难的、经过高度提炼的“官方定义”。在全球情报界的密档中，那个事件被统一称为“恐怖六月”（Dread June）。这个名称具有双重含义：既指代那个血腥的六月，也直接指代那个事件的元凶——一个拥有空前强大、“无法解释之力”（即所谓的“超能力”）的女性存在。她的身份、国籍、种族、外貌、动机……一切成谜，甚至无人能断定她究竟是单独个体，还是一个拥有共同意志的可怕组织。她被称为“恐怖朱妮”（Dread June）。

虽然获得的情报仅限于此，但工作组所有成员几乎在听到这个代号的同时，心中那早已成型的猜测便轰然落定。那个迫使超级大国在本土疯狂倾泻炮火乃至核弹的、宛如天灾般的“恐怖朱妮”，就是每年神秘出现、给云牧送来巨款和预警信件的“云娟”。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能将两者直接画等号，但多年情报工作锤炼出的、对事件脉络和人物关联的直觉，在他们脑海中敲响了震耳欲聋的警钟。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排除了“云娟仅仅是知情者或相关方”的可能性——那种无视物理规律投放物品的方式、那份精准到可怕且超越常人情报能力的预言、以及事件背后所展现出的、完全非人的力量层级，都指向同一个令人颤栗的答案：云娟就是“恐怖朱妮”。这个认知冰冷而坚固，不容置疑。

更让他们感到寒意的是，“恐怖朱妮”或者说云娟，显然并未在当年美军不计代价的核打击中湮灭。证据就是那个每年如期而至、幽灵般出现的手提箱。她还活着，并且持续关注着云牧。

至此，工作组内部之前那种略带嘲讽的“以权谋私保镖论”虽然未被正式推翻——因为从表面上看，他们确实仍在执行保护某位“大人物”子嗣的任务——但整个任务的色彩已彻底改变。当他们在闲聊中再次提及云牧的“父母”时，语气里原有的那点不满和戏谑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着深深敬畏、困惑乃至一丝恐惧的凝重。他们保护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可能拥有显赫血缘的孩子，而是一个与能够单人匹敌国家、掀起末日景象的恐怖存在有着直接血脉联系的特殊个体。这份差事，忽然变得无比沉重，且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凶险。他们站在了一片未知而汹涌的暗海边缘，守护着一座与深海怪物相连的孤岛。

几年过去，云牧逐渐长大，一个更大的谜团开始浮现在工作组面前，令这些见多识广的专业人士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云牧，或者说赋予他另一半基因的父亲，究竟属于什么人种？

任务初期，云牧尚在幼年，工作组成员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安全监控上，虽然也强烈感觉到“那孩子长得特别好看”，但并未深究。然而，随着云牧临近上小学的年纪，他的面部特征日益鲜明。那种“漂亮”超越了寻常可爱的范畴，甚至带上了一种“怪异”感。更明显的是，尽管拥有黑发黑眸，但云牧的面部骨骼结构、五官的立体度与比例，显然不属于典型的东亚人种特征。

在普通社区居民的闲聊中，这个问题往往被简单归结为“他爹肯定是个白人”。因为在他们的认知框架里，排除了亚裔、拉美裔、印度裔、中东裔乃至非裔的可能性后，似乎只剩下高加索人种这一选项。然而，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结论，在老罗和他的同事们眼中却漏洞百出。他们因工作性质，接触过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对各人种的面部特征有更细微的辨识力。他们一眼就能看出，云牧那些“非亚洲”的特征，与白种人格格不入。他的颧骨走向、眉弓与眼窝的关系、鼻梁与唇形的搭配，都无法归入任何已知的白人亚种模型。

问题随之变得尖锐起来：既然不是典型的亚洲人，也不是印度人、南岛人、中东人、黑人，更不是白人……那他到底遗传自什么人种？地球上似乎找不到一个现成的“模板”能与云牧的特征完全对应。他的容貌，像是在人类基本形态上进行了一次无法追溯源头的、“优化”但“异化”的再创作。

除了这令人费解的面容，云牧日常举止中一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也持续撩拨着工作组人员敏感的神经。他举手投足间总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轻盈与优雅，动作衔接流畅得仿佛没有惯性，带着一种猫科动物般的协调。这些微小的肢体语言，普通人也能刻意模仿，但绝难像云牧那样，将其化为无意识的常态。多数注意到这一点的邻居或老师，会将其归因于“混血儿特有的气质”或“孩子天生举止好看”。但对于老罗这些训练有素、观察力入微且阅历丰富的国安人员而言，这些细微动作所传递出的“异质感”，却始终如一根细微的刺，扎在他们的认知里。他们能明确感觉到“不对劲”，某种难以言喻的、偏离了人类常见行为模式的东西，却无法精准描述那到底是什么，这种朦胧的困惑感本身，就足以让他们保持高度警觉。

云牧的存在，仿佛一个行走的、活体的人类学谜题，挑战着他们对“人类”形态和行为的既有认知框架。这份困惑，与他背后那个被称为“恐怖朱妮”的母亲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感交织在一起，使得监视保护任务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弥漫着一种近乎探究未知生物的、深沉而诡异的气氛。他们守护的，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更像是一个嵌入了未知密码的、人形的谜团。

至于云牧那位神秘的母亲“云娟”，她的真实身份始终是工作组内部经久不衰的谈资。老罗和他的同事们谨守行规，绝不会动用部门内部渠道去调查她——这不仅是严重的违纪行为，更因为他们心知肚明，以“云娟”展现出的手段和能力，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调查都注定徒劳无功，只会像触碰高压线一样惹来无法预料的祸端。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线索和逻辑范围内，进行一些私下的、无关痛痒的推测。

内部的意见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云娟”这个名字是个化名。理由很直接：这名字太普通，甚至带着点土气，与一个能随手掷出数百万、更疑似是“恐怖朱妮”本尊的、地位极高的存在极不相称。一个拥有如此力量与资源的女人，怎会用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真名？这更像是为了方便隐匿而随手拈来的伪装。

但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或许“云娟”就是她的真名。她可能确实曾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国女性，却因某种常人无法想象、甚至无法理解的“机缘”，经历了彻底的蜕变，一步登天，成为了如今这个强大而隐秘的存在。

然而这个推论引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果云娟曾是普通人，她的“蜕变”和如今拥有的庞大能量，最可能的解释（按照世俗逻辑）是她攀附上了某个位高权重、影响力惊人的男性——也就是云牧的生父。可矛盾随之而来：云牧那张脸，明确排除了其父是典型亚洲人的可能性。如果是一位非亚裔的、拥有巨大能量和神秘背景的男人，一个外国人，如何能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云牧那非亚、非欧、非任何已知人种的面部特征，像一把无法插入任何现有锁孔的钥匙，让所有试图将其生父归入某个具体类别（权贵、富豪、隐秘家族）的猜测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反证，暗示着其血脉来源的异常，远非“跨国权贵恋情”或“隐秘大佬私生子”这类俗套故事所能解释。

“他爹该不会是外星人吧？”

当工作组内部私下谈论云牧那无法归类的人种特征时，这句原本在民间属于戏谑的调侃，被他们以异常严肃的口吻提了出来。二十一世纪初，关于UFO和外星生命的各种都市传说与“揭秘”报道仍有相当市场，即便他们这些专业人士，在排除了所有已知地球上的可能性后，也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地外。

他们甚至发展出了一套更完整的、试图自圆其说的假说：或许云娟最初只是个普通女子，因某种不可思议的际遇，与一位来自外星的生命体发生了接触，进而孕育了云牧。而正因为她与地外文明产生了这种独一无二的联系，才引起了国家最高层的绝对重视，她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地位或能力，化身为“恐怖朱妮”。那么，由国家层面下令，秘密保护这个兼具人类与外星血统、意义非凡的孩子，便成了顺理成章、甚至关乎战略安全的大事。

不过，在讨论这个假说时，老罗和同事们都有意保持着克制和简化。他们会刻意避免去想象外星人的具体样貌、科技细节或接触场景。“别往下细想，”有人会提醒，“咱们自己编出来的细节，肯定和真相差着十万八千里，想多了反而容易钻牛角尖，影响判断。” 他们深知，在缺乏任何实证的情况下，过度的想象只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干扰对实际观察到的事实的客观分析。

其实，要验证或否定这个“外星血统”猜想，有一个看似直接的方法：对云牧进行一次彻底的基因检测。以他们的权限和手段，神不知鬼不觉地获取云牧的毛发、唾液甚至血液样本并非难事，也有渠道找到顶尖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这个念头，确实曾在不止一个人心中闪过。

然而，从未有人真正付诸行动。不仅仅是因为“不该打听的不打听”这条深入骨髓的行规。事实上，曾经有年轻气盛、好奇心特别重的组员私下提议，是否可以通过非常规手段弄一点样本“看看”。这个提议还没出小组，就被上司陆玉蓉不知通过何种渠道知晓了。她罕见地召开了紧急会议，脸色铁青，语气冰冷如铁，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关于目标个体的任何生物信息采集与分析，是绝对不可触碰的红线。我提醒诸位，想都别想。”

所有人都瞬间清醒，他们意识到，这条禁令背后所守护的秘密，其危险性和重要性可能远超他们的想象，擅自触碰，或许真的会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好奇心被更强大的职业本能和对未知风险的敬畏牢牢压下。从此，这个看似最直接的解惑途径，被彻底封死，成为工作组内部又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忌。他们继续用眼睛观察，用耳朵监听，用逻辑推断，但绝不敢让探针触及云牧身体的奥秘。那孩子的基因里到底藏着什么，成了一个被主动搁置、却始终悬在心头的最深疑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云牧从蹒跚学步的幼儿长成了即将迈入校园的孩童，工作组通过无孔不入的监听，掌握到越来越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细节。其中，张氏夫妇反复、严肃叮嘱云牧的几句话，引起了他们格外的注意：“牧牧，记住，在外面，绝对、绝对不能让别人看到你的胸口！”“洗澡、换衣服一定要在锁好门的房间里！”……原因似乎指向一个极其怪异的生理特征：云牧没有乳头。

“没有乳头？”监听屏幕后的老罗和同事交换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眼神。这已经超出了“混血特征”或“个体变异”的常规解释范畴，指向一种更根本的、解剖学上的异常。

然而，真正让整个工作组“炸锅”的，是监听到的关于苏萍手指再生的完整对话。通过张氏夫妇后怕的回忆和云牧懵懂的只言片语，他们拼凑出事件全貌：多年前，苏萍因事故左手无名指第一节完全断离，医院判定为永久残疾。但截断指竟在云牧的触碰或影响下，如同壁虎断尾再生般，用两个多月时间缓慢而完整地重新生长了出来，功能与外观几乎恢复如初。

“这小子……是个超能力者！？”会议室内，有人压低声音惊呼。这个结论带来的冲击，不亚于当年确认云娟就是“恐怖朱妮”。他们按捺不住，冒险通过安全渠道向上司陆玉蓉提出了隐晦的疑问。陆玉蓉的回复迅速而平静，仿佛早已料到：“对，就是这样。现在，明白任务的重要性了？继续执行你们的任务，其他不必多问。”

最初的震惊过后，工作组众人仔细一想，反倒觉得“合理”了。毕竟，这孩子的母亲是个能单挑美国、逼得对方动用核武器的超能力者，父亲更是神秘到可能非人（“外星人”的猜测始终萦绕），那么云牧本人遗传或变异出某种相对“温和”的超能力，似乎也不足为奇。他还小，能力尚未完全显现或成长，可以理解。

至此，尽管仍未获得任何关于全球超能力者普遍存在的官方情报，工作组已经确信，世界上至少存在两个超能力者：云娟和云牧。而有其一必有其二，逻辑链条自然延伸——世界上很可能存在更多拥有类似超凡力量的个体。这个推想让他们感到一阵寒意。如果这种个体力量如此强大，足以无视常规军队和武器，那么现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将脆弱不堪。他们仿佛看到未来由这些“超人”主宰世界的阴影，那将是彻底颠覆现有秩序、充满不确定性与恐怖的图景。想到“恐怖朱妮”展现的破坏力可能并非孤例，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他们的直觉方向是对的，只是严重高估了普遍水平。他们并不知道，像云娟那样堪称“天灾”的个体是唯一的特例，绝大多数超能力者虽强，但远未达到那种程度；他们更不知道，全球近百万超能力者皆为女性，云牧是唯一的男性特例。超能力者渗透和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的过程，也将是漫长而迂回的，并非一蹴而就。

云牧那位神秘的生父，在这些新发现的映衬下，显得愈发迷雾重重。他比至少还有迹可循的云娟更加神秘，是真正的“零线索”。除非对云牧进行基因分析——但那是一条被陆玉蓉以最严厉态度划下的、不可触碰的红线。这条禁令本身，就像一道沉重的封印，反向印证了云牧血脉中隐藏的秘密之惊人。他的父亲，绝非任何意义上的世俗权贵，而是某种更加……难以用现有科学和认知框架去定义的“存在”。

“他爹该不会是外星人吧？”——工作组内部早已不再用玩笑的口吻提及这个猜想。当所有已知可能性被排除，当常规逻辑彻底失效，这个一度被视为荒诞的选项，反而成了最“合理”的备选答案。即便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外星人”，也必定是某种与之类似、完全超脱于寻常人类范畴的未知存在。

云牧平安成长的十几年里，唯一一次堪称“危险”的意外，发生在他五岁那年。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张建军和苏萍带着云牧在市中心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散步。突然，一辆银色面包车毫无征兆地急刹在他们身旁，车门哗啦拉开，两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壮汉跳下来，粗暴地将张建军和苏萍推搡倒地，在周围行人的惊呼尚未响起之际，一把抱起茫然无措的云牧，塞进车内，面包车随即猛踩油门，汇入车流消失不见。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不超过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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