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默。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天，我捡到了一个女孩。后来，我们就这么住在了一起。

她对我很好，是那种小心翼翼的、生怕做错什么的好。会把我乱放的书按颜色排好，会把我随口提过想吃的菜记在心里。我也喜欢她，喜欢到心里发疼。夜深人静，听着她均匀的呼吸，我会生出一种强烈的冲动，想紧紧抱住她，确认她完全属于我。可下一秒，看到她睡梦中仍微微蹙着的眉，那点念头就像被针扎破的气球，只剩下对自己的厌弃。她还那么小，经历得又那么苦，我怎么能……于是那些翻滚的念头，都被我死死按进心底，成了只有自己知道的、沉默的战役。

不过，渐渐的，我和她的关系越来越好。我甚至开始觉得，或许在未来还是有希望的，或许颠沛流离了这么久，真的能有一个站得住的终点。

直到那个晚上，我把她弄丢了。不，是我亲手把她留在了黑暗里。

现在，一切都没了意义。人们总说，星空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可如果赶路的人最终弄丢了自己唯一的灯，如果苦心人等到的是无法撼动的冰冷结局，那所谓的“终点”，究竟是什么？究竟要多么荒谬、多么残酷的终点，才配得上这一路的失去，才配祭奠我那被碾碎在泥泞里的、小小的黎明？

我们在学校旁边租的房子很旧，墙皮总是大块大块地往下掉，露出里面发黑的水泥。房间里有两张床，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渐渐习惯和我睡一张床。床是那种木板拼起来的，稍微一动就吱呀乱响，像是随时会散架。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总是自觉地贴着墙根，把外面宽敞一点的地方留给我。她说我白天上学累，睡外面能伸开腿。其实我知道，她是习惯了靠墙睡，那样觉得安全。

我爸妈除了过年汇点生活费，平时从来不来。他们也不怎么打电话，问两句成绩好就没话说了。上次通话是三个月前，我说最近有点累，我妈在电话那头停顿了几秒，说：“大学生能有多累？好好读书，别想些没用的。”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爸妈只关心成绩，老师只关心升学率，同学只关心去哪玩、吃什么。只有她，在我沉默地坐在桌前发呆时，会悄悄走过来坐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陪着。有时候她会轻轻靠在我肩膀上，呼吸很轻，轻得像不存在。

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我也是她唯一的依靠。我们像两株长在墙缝里的野草，互相依偎着，才能在这座城市里活下去。

她很乖，乖得让人心里发酸。家里钱紧，我每天给她二十块钱饭钱，她总是花一半，剩下一半存进一个铁皮盒子里。我问她为什么不吃饱，她笑着说饿不坏，存起来以后可以买米买菜。她从来不提要买新衣服，也不提想去哪里玩。唯一一次，是在超市看见一个毛绒兔子钥匙扣，她拿起来看了很久，最后还是轻轻放下了。

只有我知道她胆子很小。那个房间的灯泡瓦数很低，昏黄昏黄的，晚上看书都费劲。打雷的时候，她会吓得发抖，缩在被子里不敢出声。那时候我会抱住她，拍着她的背说别怕，有我在。每次这样，她才能慢慢放松下来，呼吸变得平稳。

出事那天，天气很闷，乌云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塌下来。我要去图书馆复习考试内容，出门前，她拉着我的衣角，小声说想吃巷口那家肉包子。她说那家包子馅大，皮薄，好久没吃了。说话时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期待。

我摸了摸她的头，说好，我回来给你买，给你买十个，让你吃个够。她笑了，那笑容很干净，像雨后的天空。她说那你早点回来，我在家写你教我的字。

我在图书馆待到了闭馆。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风很大，吹得树叶哗哗响，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我想着她肯定饿坏了，心里一阵愧疚，脚步就加快了。路过那个小公园的时候，那段路正好在施工，路灯坏了两盏，黑得像墨水一样。

我走得很快，心里只想着快点去买包子，快点回家。突然，我听到旁边的草丛里传来一声很尖的声音。很短，很急，像是被人猛地捂住了嘴，硬生生憋回去的动静。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我停下了脚，站在原地盯着那片黑乎乎的草丛。心跳得很厉害，咚咚咚地撞着胸口。我想喊一声“谁在那里”，但是嗓子像是被堵住了，发不出声音。我屏住呼吸仔细听，除了风声，远处偶尔过的车声，什么也没有。

那时候我太累了，脑子昏昏沉沉的，连续熬夜复习让我反应迟钝。我想，这么晚了，谁会在公园里？而且她那么胆小，天一黑就不敢出门，肯定在家里乖乖等我，说不定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告诉自己，肯定是听错了，也许是野猫打架，也许是我最近压力太大幻听了。

我又看了一眼那片草丛，什么也看不清，只有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我想着她饿着肚子的样子，想着我答应她的十个包子，最后还是没有走进去看一眼。我转过身，继续往巷口的包子铺跑。

包子铺快要打烊了，老板正在收拾。我买了十个肉包子，用塑料袋装着，热乎乎的，隔着袋子都能闻到香味。我想象着她吃到包子时开心的样子，嘴角不自觉地扬起来。

回到家，屋里一片漆黑。我喊她的名字：“小雪，我回来了，包子买来了。”

没有人答应。

我又喊了一声，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我按亮开关，刺眼的灯光让我眯了眯眼。桌上摊开着她的笔记本，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今天新学的字：“家”、“暖”、“明天”。铅笔还放在本子旁边，像是刚放下不久。

厨房没有人，卫生间没有人。我推开卧室的门，床铺整整齐齐，她睡觉时抱着的旧枕头安静地放在床头。

一种冰冷的预感从脚底窜上来，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我疯了一样找她，掀开被子，趴在地上看床底，打开衣柜——里面铺着她喜欢的软毯，但空无一人。我又冲进厕所，里面只有滴答的水声。

铁皮盒子还在衣柜顶上，我拿下来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零钱，一共三百七十二块五毛。旁边放着我送她的那个雪花项链。

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我冲出去，在附近的小巷里喊她的名字，声音在夜风里破碎不堪。那天晚上风特别冷，吹在身上像刀割一样。我跑到巷口的便利店，问老板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白色羽绒服的女孩，老板摇摇头。

我报了警。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我的手抖得握不住笔。警察问我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我说是下午出门前。他们问我她有没有可能自己离开，我拼命摇头，说她从来不会这样，她答应等我的。

警察让我描述她的特征，我说她十六岁，很瘦，眼睛很大，穿白色羽绒服。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声音是抖的。一个年轻警察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别的东西。他问我：“你是她什么人？”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答不上来。我不是她的家人，不是她的监护人，甚至不知道她的户口在哪里。最后我只能说：“她……和我住在一起。”

警察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眼神让我浑身发冷。

做完笔录已经是凌晨三点。警察说会帮忙找，让我先回家等消息。我走出派出所，夜风更冷了。我脑子里一直回荡着那声尖叫声，但我拼命摇头，告诉自己不是的，那是猫叫，那是幻听。她不会有事的，她可能只是出去找我，迷路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回到家，我坐在床上等她。包子已经凉了，硬邦邦地躺在塑料袋里。我盯着门，希望下一秒它就会被推开，她笑着走进来，说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天亮了，她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上九点，警察打电话让我去一趟。电话里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我问是不是找到了，对方沉默了几秒，说：“你来一趟吧，需要辨认一下。”

去派出所的路上，我的腿是软的。我扶着墙走，脑子里一片空白。接待我的还是昨晚那个年轻警察，他的表情比昨晚更严肃。他说在公园发现了一具女尸，让我去辨认。

我说不可能，肯定是弄错了。他说尸体特征和我描述的很像，十六七岁，很瘦，穿白色羽绒服。

我坐警车去的那个公园。路上我一直看着窗外，街上人来人往，阳光很好，一切都很正常。我想这一定是个噩梦，等会儿就会醒来，她会在我旁边，睡得正香。

车停在公园门口。那里拉起了警戒线，几个警察在维持秩序。我看见一些围观的人，他们伸长了脖子，脸上带着好奇的表情。我跟着警察往里走，脚步虚浮，像是踩在棉花上。

走过那段施工的路，再往前走一百米，有一个草坡。草坡后面围着更多人，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忙碌。

带我来的警察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很复杂，有同情，也有职业性的冷静。他说：“你准备好。”

我没说话。他让开身，我看见了。

她躺在泥地里，衣衫褴褛，身上全是伤。青的，紫的，红的，密密麻麻。头发乱糟糟地粘在脸上，上面混合着泥土和干涸的血迹。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勾勾地盯着灰蒙蒙的天空，眼角好像还有泪痕，已经干了。

她右手里紧紧攥着什么东西，手指都僵硬了。法医小心地掰开她的手——是我送她的蓝色发夹。

我就那么跪在地上，一步都走不动。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我只看见她的眼睛，那双曾经亮晶晶地看着我的眼睛，现在空洞地望着天。

警察站在旁边，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根据初步尸检，死亡时间大概是昨晚九点到十一点。她被侵犯时还活着，颈部有扼痕，是窒息死亡。”

窒息死亡。

活活被掐死的。

那一瞬间，天好像塌了。我趴在地上，想吐，但什么都吐不出来。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像动物濒死的哀嚎。

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在漆黑的草丛里，那个人抓住了她。她一定很疼，一定很害怕。她拼命挣扎，喉咙里发出那声尖叫——那声我听到的尖叫。那是她在向我求救，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的求救。

而我，当时就站在几米外的地方。我听到了她的声音，但是我选择了转身离开。我为了几个包子，为了自己那点可笑的侥幸心理，一步一步走向巷口，离她越来越远。

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想什么？她是不是在想，陈默就在附近，他听到我的声音了，他肯定会来救我的。她是不是一直盯着公园入口的方向，希望下一秒我就会出现？

可是我没有。我让她一个人躺在黑暗里，承受着最深的恐惧和最痛的伤害。她那么信任我，把她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却把她扔下了。

如果当时我走进去，哪怕只是喊一声，拿手机手电筒照一下，那个人可能会跑，她也许还能活着。她现在还会拉着我的衣角，叫我一声陈默。

是我害死了她。

这个念头像一把烧红的刀子，狠狠捅进我的心脏，然后反复搅动。

警察把我扶起来，问我能不能确认身份。我看着地上那个破碎的身体，点了点头。我说：“是她。她叫苏小雪。”

“苏小雪。”警察重复了一遍，在本子上记下，“有身份证号吗？家庭住址？亲属联系方式？”

我摇摇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来，不知道她的生日是几月几号，不知道她有没有其他亲人。我只知道她叫小雪，她怕打雷，她喜欢吃肉包子，她存钱想帮我分担压力。

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联系，而我弄丢了她。

后来的事情像一场模糊的电影。立案，调查，取证。警察去我们租的房子看了看，拍了照。他们问我知不知道她可能得罪什么人，我说没有，她几乎不出门。

调查进展得很慢。公园附近没有监控，施工路段更是盲区。警察询问了附近的居民，有人说好像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在那一带停过，但没看清车牌。

一个月后，负责案子的老警察找我谈话。他五十多岁，脸上有很深的皱纹。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小伙子，这个案子……可能查不下去了。”

我盯着他：“什么意思？”

他避开我的眼神：“证据不足。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没有生物检材……现场被破坏得很严重，那晚又下了雨。”

“她手里攥着我的发夹，”我的声音在抖，“那是我的东西。”

“那只能证明她认识你，”老警察叹了口气，“不能指向凶手。”

我站起来：“你们再找找，肯定有线索的……”

“查了，”老警察打断我，“那段时间经过的黑色轿车有十七辆，都排查了，没有嫌疑。”

“那再查！继续查！”我的声音大了起来。

老警察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疲惫。他压低声音说：“有人打招呼了。对方来头不小。”

我愣住：“什么？”

“你听不懂吗？”他几乎是耳语，“这个案子，只能到这里了。”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穿着警服的人，突然明白了。明白了为什么调查总是没有进展，明白了为什么每次询问都像在走流程，明白了为什么证物会“丢失”，证词会“不一致”。

“是谁？”我问。

老警察摇摇头：“我不能说。你知道了也没用。小伙子，你还年轻，好好活下去吧。”

“好好活下去？”我笑了，笑声很难听，“她死了，凶手逍遥法外，你让我好好活下去？”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签个字吧，案子结了。”

我看着那份结案通知书，上面盖着红色的章。那红色刺得我眼睛疼，像血一样。

我没有签。我转身走出派出所，走进阳光里。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世界正常运转。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个城市里，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被杀了，凶手用钱和权抹去了一切痕迹。

我更不知道，那个杀人犯现在在哪里。也许在某个高档餐厅吃饭，也许在开着豪车兜风，也许正抱着另一个女孩，说甜蜜的情话。

而我的小雪，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骨灰盒，放在我租的房子里。那个盒子很轻，轻得不像一个生命的重量。

我开始失眠。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天。有时候我还会听见那声尖叫，在深夜里突然响起，让我从床上惊坐起来，浑身冷汗。

我去看过心理医生，他给我开了药。白色的药片，一天三次。我吃了药，能睡一会儿，但梦里全是她。梦里的她一直在哭，问我为什么不救她。

我照镜子，觉得里面那个人很陌生，很恶心。这个人还活着，还在呼吸，还在吃饭睡觉。而小雪死了，死得那么惨，死前那么害怕。

是我害死了她。这个念头每天折磨着我，像慢性毒药，一点点腐蚀我的内脏。

半年后，我决定去死。

我想，只有死了，我才能去见她，才能跟她说一声对不起。我选好了日子，就在她死的那天。我写好了遗书，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那天晚上，我买了一瓶安眠药。我去了那个公园，就是她死去的地方。草坡上的草已经长起来了，绿油油的，盖住了曾经的痕迹。我坐在那里，周围很黑，风还在吹，和那晚一模一样。

我打开药瓶，药片是白色的，小小的，像她以前生病时吃的感冒药。我想起她有一次发烧，我给她喂药，她皱着眉说苦，我给了她一颗糖。她说陈默最好了。

我把药片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干涩的药片划过喉咙，很苦，但我没有糖。我用力咽下去，一口，两口，三口。

我躺倒在草地上，闭上眼睛，等待着结束。草地很凉，露水打湿了我的衣服。我想象着她当时躺在这里的感觉，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终于要结束了。终于可以去见她了。终于可以跟她说对不起了。

意识开始模糊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了她。她穿着那件白色羽绒服，站在不远处对我笑。她招手，让我过去。我想走过去，但身体动不了。

然后是一片黑暗。

等我再次有意识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消毒水的味道。很浓，刺鼻。我睁开眼，看到的是医院惨白的天花板。灯很亮，亮得我眼睛疼。

我想动，发现手被绑在床栏上。一根粗粗的管子插在我的喉咙里，通到胃里。我想吐，但吐不出来，只能干呕。

医生和护士围着我，脸上没有表情。他们在给我洗胃，冰凉的液体灌进去，再抽出来。那种感觉像是在受刑，胃里翻江倒海，喉咙火烧火燎。

我在病床上拼命挣扎，我想拔掉管子。我想死，求求你们让我死。护士用力按住我的手脚，她的手很有力，像铁钳一样。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冰凉的液体进入血管。

我慢慢地没力气了，只能眼泪止不住地流，流进耳朵里，冰凉冰凉的。我看着天花板，想为什么我还活着。为什么连死都不让我死。

医生俯下身，对我说：“年轻人，命是你自己的，别这么想不开。”

我想说话，但发不出声音。管子还在喉咙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痛。

我又活过来了。身体很虚弱，胸口很痛，但心里的痛比身上强烈一千倍。护士给我解开约束带的时候，手腕上已经勒出了深深的红痕。

他们通知了我的辅导员。辅导员来了，看着我，叹了口气。他说学校可以给我休学一年，让我好好调整。

我说不用，我会继续上学。

他欲言又止，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陈默，活着才有希望。”

希望？我看着他，想笑。我的希望已经死在那个公园的草地里了，连尸体都没有剩下。

出院那天，天气很好。我坐公交车回家，路过那个公园。我盯着那个草坡看了很久，直到它消失在视线里。

回到家，屋里空荡荡的。她的东西还在：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彩虹顺序排列的书，窗台上的绿萝，墙上的画。一切都和她离开时一样，只是再也没有她了。

我坐在床上，看着桌上的骨灰盒。盒子是木头的，很朴素。我伸手摸了摸，冰凉冰凉的。

这个世界不让我死，它要把我留在这个没有她的地狱里。我要活着，每天都要忍受那种回忆的折磨。那个公园的风声，那声尖叫，她死不瞑目的眼睛，还有那个永远抓不到的凶手。

我要背着这一切，继续活下去。每一次呼吸，都是惩罚。

晚上，我打开那本锁忆册。墨水写下的字迹还在，在灯光下微微反光。我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笔，却不知道该写什么。

最后，我只写了两个字：

活着。

字迹显形的那一刻，我好像听见了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陈默，你要好好活下去。”

我合上本子，把它紧紧抱在怀里。窗外的天慢慢黑下来，城市的灯光一盏盏亮起。这个没有她的世界，我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只是每一步，都踩在破碎的玻璃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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